从皖南低山丘陵间走出的徽州商人群体引领中国商业发展潮流三百余年，谱写了中国商业的神话。随着徽商财力的如日中天，徽州人文郁起，文化空前辉煌，在这方水土上，孕育出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朴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徽派建筑和徽剧、徽菜等诸多文化流派，在中华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徽州也因此被称为“东南邹鲁”、“文物之邦”。这缘于徽商富不忘本的奉献精神指引下的经济反哺，徽商的财力支持是徽州文化发展繁荣的物质基础。无论徽商在何地经营，取得多大的成功，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与桑梓故里保持着紧密联系，把在商界所获利润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故土，回报家乡，从而推动了徽州社会的发展。徽商对徽州社会的财力资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宗族制度建构的支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组织发达，所谓“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徽州宗族的强盛有三大支柱：祠堂、族田、族谱，这都离不开徽商资本的捐输。据族谱资料记载，歙县郑村郑家宗祠、棠樾孝慈祠、唐模许氏宗祠等祠堂，都是在徽商的支持下修建起来的，如潜口汪氏，永乐初族人汪善登科，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亲笔敕谕，汪善衣锦还乡之际，族人苦于财力不济，接待比较简单，弘治年间，汪氏后人因经商暴富，便单独为汪善修建了“奉政大夫汪公祠”，建筑宏大。此外，一些富商巨贾还营造园林，为族人游玩休憩，歙县西溪南的“老屋角”便是一例，此为三进庭院式住宅，占地340平方米，右侧有近400平方米的花园，广植花木，左侧为一方塘，故称“渔翁塘”，养荷放鱼，供人观赏垂钓。据地方志不完全记载，明清时期祁门共有宗祠173座，绩溪共有宗祠192座，绝大多数宗祠都是由从家族走出的商人捐资修建，其中由徽商修建的比较著名的宗祠有歙县瞻淇汪氏支祠敦和堂、绩溪华阳周氏宗祠衍绪堂、歙县昌溪周氏宗祠六顺堂、许村大邦伯敦本堂、昌溪吴氏宗祠太湖祠、南屏叶氏叙秩堂、潜口汪氏金紫祠、黟县南屏叶氏奎光堂、婺源江湾萧江大祠堂永思堂、休宁溪口汪氏三槐堂、黟县宏村汪氏世德堂、歙县北岸吴氏宗祠叙伦堂、歙县棠樾女祠清懿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黟县西递胡氏宗祠敬爱堂、呈坎罗东舒祠、祁门渚口伊坑滩下花城里倪氏宗祠、歙县棠樾鲍氏宗祠敦本堂等等。
徽商除通过尊祖敬宗在精神上强化宗族血缘纽带之外，还不惜以重金购置族产，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徽商购置土地作为族中公产，其田租收入用做泽惠族人，救济贫困，如明代祁门人胡天禄，“操奇赢，家遂丰……输田三百亩为义田，以备祭祀及族中婚嫁丧葬、贫无依者之资”。
徽商对撰修族谱同样高度重视，所谓“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即是明证。如棠樾鲍氏家族的鲍肯园“由困而亨，顾恒思于物有济，修宗祠、纂家牒、置田赡族人之不能婚者，举苦节之不能请旌者，则有关于伦纪”。
二是捐资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徽商的支持成为很多学校赖以维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致富后的徽商的办学热情十分高昂，他们广设塾学、社学，开办初等教育。出于教育子弟的强烈愿望，徽商大多把设置家塾、延师课子列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明清时期，徽州的义学遍设于城乡各地。道光《徽州府志》卷12《人物志?义行》记载了数起徽商创设义学的事例，如明代歙县人洪世沧，“贾于吴越间，家稍裕，遂承先志于族党中，捐资二千金入宗祠，以其息设义塾二堂”。
为使更多的子弟业儒就学，徽商还积极捐资，广建书院，如明代万历年间休宁商人吴继良创建商山明善书院，明后期黟县商人黄志廉率族重建黄村集成书院，清嘉庆八年(1803)歙县盐商鲍漱芳重建棠樾西畴书院，清咸丰年间婺源商人项儒振修筑周溪玉林书院等即是典型。绩溪商人章必泰鼎力资助东山书院，还亲自捐白银200两用于修缮绩溪县考棚，该考棚至今犹存。据不完全统计，在徽商的大力支持下，明清时期仅歙县、休宁、祁门和黟县四县便设置了1218所私塾，整个徽州开办的书院有89所。除徽商直接捐资助学外，徽州宗族的助学资金很大一部分也是来源于徽商的捐助。如休宁茗洲吴氏，在家规中即规定资助族中器宇不凡者读书之膏火银，其资金多来源于族中商人的捐输。封建社会，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科举入仕，为使家乡士子的理想变成现实，徽商又围绕科举考试对士子进行多方面的扶持与资助。首先是兴办文会，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以研讨八股、切磋制艺为目的的文会组织遍布城乡各地，这些文会或由徽商独力创设，或由徽商出资兴办。如歙县商人张明侗“立飞霞文会，延师以教里中子弟”。文会的普及，使徽州士子得以以文会友，取长补短，从而保证了他们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其次是捐输科举费用。明清时期，徽州院试在府城，乡试在金陵，会试则集中于京师。为保证士子的路途旅费，徽商还捐资设立了各种宾兴组织，制定了完整的发放办法。如道光年间绩溪县成立宾兴局，专门资助士子的盘费，设立该局的5640两曹平纹银由城乡54家典当筹集而来。
对官办的府学、县学，徽商也不吝资财，时常倡修。在徽商的捐助下，清代前期的徽州府学屡次重修，康熙五十四年(1715)，歙县商人项宪捐资重修明伦堂。乾隆三十四年(1807)，众商捐资重修学宫；嘉庆十二年(1807)，歙县盐商鲍漱芳等人又加以重修，用去白银14000余两；嘉庆十六年(1811)，鲍漱芳之子鲍均又捐资重建尊经阁及教授、训导两衙署。
三是对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和赈济灾荒等慈善事业的支持。徽州地处山区，山高水急，筑桥修路是一件积德行善、造福于家乡人民的义举。至今仍横跨于歙县练江之上的安徽省最长的石拱桥——16孔太平桥，是徽商捐助建造和修缮的杰作，清代黟县西递徽商胡元熙即是捐助太平桥建设和维修的巨贾之一。他在道光二十二年( 1842)，联合徽商程祖治等集资白银十万两用于太平桥的修缮，历时八年完工。据道光《休宁县志》记载，在明清时期修建的105座桥梁中，明确提到捐资人姓名的有58座，如蓝渡桥，明代弘治年间知县李煜主持建造，万历三十五年陈碧倡修，乾隆年间坍塌，陈永吉等人营造，乾隆五十三年又被大水冲毁，由汪枡捐修。
徽商在创建义仓、灾荒赈济、捐助鳏寡孤独等方面也不惜倾囊而出。翻阅明清徽州的各种方志和民间文献，很容易查到徽商支持和捐助灾荒与社会慈善事业的纪录。如明崇祯十四年( 1641) ，徽州发生大旱，歙县丰南商人吴孟嘉同叔父吴震吉带头捐粥，保全了数千名饥民的性命。清顺治四年( 1647) ，婺源发生灾荒，米价涨到每石八元，该县汪思孝将家中储藏的粮食尽数捐出以赈灾民。
到了近代，徽商还积极利用现代传媒筹款赈灾，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徽州暴发特大水灾，休宁、屯溪、歙县、黟县等地受灾严重。在上海的徽商从《申报》、《中外日报》等报纸上得知家乡的灾情后，立即行动起来，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旅沪徽州水灾劝赈所负责筹款赈灾。劝赈所连续不断地在报纸上发布募赈告白，将徽州遭受水灾的情状报道出来，并刊登收款处所和经收之人，呼吁各界捐款。随着募款启事的连续刊布，在上海的徽州人纷纷将数目不等的捐款交送或汇寄到各收款处，其中既有个人性的捐款，也有典当、茶栈、布业、药房等行业性的捐资，数额从一元、十元到数十元、数百元不等。为了筹到更多的款项，水灾劝赈所还请梨园名伶登台演出，进行演戏筹款。徽商的义举得到时任徽州知府刘汝骥的高度赞赏，认为他们“情关桑梓，感佩至极”。
今天从安徽大地走向海内外的江淮儿女搏击商海，精研学术，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一批令世人侧目的精英。当安徽正处于奋力崛起的发展阶段，需要各方支持，应当弘扬徽商富不忘本的奉献精神，吸引安徽籍的各界精英反哺安徽，推动安徽社会经济迈上新台阶。应当做到：一、建立健全商会、同乡会等民间团体，发挥好他们在旅外安徽人与故乡之间的中介作用，向旅外安徽人介绍安徽发展成就与各项政策，激发他们对故乡的自豪感与向心力。二、优化创业环境，健全法治，鼓励旅外商人适时回乡创业，增加就业岗位，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三、利用现代传媒，宣传反哺故乡的先进人物，先进典型，引发示范效应，带动旅外安徽人的桑梓情怀。
(张小坡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