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可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值得珍惜，而徽商精神就是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瑰宝。它不但内涵丰富，而且影响深远。下面笔者不妨带着诸位由现代打工潮反观一下徽商精神之影响。
一、海阔凭鱼跃：穷则思变的开拓精神
“树挪死，人挪活”，上世纪80年代伊始，一些只有小学、初中学历，甚至文盲的安徽农民带着迫切致富的愿望，涌向城市或发达地区，用体力或技术努力改变生存处境。这些“淘金”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打工仔”。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打工大潮。既定的社会秩序和周遭环境对打工者的排挤和压抑，不合理现象造成的精神苦闷，激发了他们反抗命运的勇气和决心。诗人许强在《打工诗人》报创刊号中曾经说他们是“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历史上的“徽商”，他们何尝不也是因为生活所迫走上背井离乡的道路？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山高林密，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山多地少，怎么办？穷则变，变则通，徽州人毅然决然地走出深山，闯荡商海。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肩负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他们凭借着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突破了“以农为本”的正统思想，写下人生不朽篇章。
二、唯有读书高：富不丢书的尚学之风
人生没有受过教育是不健全的。打工仔之所以成为打工仔，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教育欠缺。虽然我反对说“万般皆下品”，但我赞同“唯有读书高”。你别听许多人胡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实际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着：读书重要。尤其吃过打工苦的一代人，更明白书香的价值。他们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一旦拥有了一些财富后，就意识到缺少知识的被动，因为无法管理或继续发展自己的财富。他们愿意在子女教育上一掷千金为哪般呢？这让我又一次想到徽商。徽商之所以会形成气候，这也与他们个人文化修养及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关系密切。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古徽州注重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贾而好儒，给徽商带来了积极影响：第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成为徽商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在文化方面拥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各级官员非常愿意和徽商打交道。第二，爱读书、重文化，使徽商获得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和智慧。读书是徽商获取各类成功商业经验和商业智慧的最佳途径之一。第三，喜读书、好文化，增强了徽商的理性认知。知识积累和文化熏陶，有助于徽商用理性、儒雅的方式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现实问题。
三、凤凰念故枝：投桃报李的桑梓情怀
本县每年在外务工者不下十万，大渡口镇八都湖村的丁常青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是打工仔，也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很多年前，刚满19岁的他怀揣着一百元钱只身来到北京，靠贩运蔬菜挣得了人生的第一个两万元。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牢记家乡情。丁常青时常对身边的同事说：“立足北京、服务首都、回报家乡是我永远不变的宗旨”。从2007年至今，丁常青多次为家乡捐款捐物，捐资修路、募款助灾、爱心帮学、关爱孤寡。 2012年5月，他又个人发起并首批出资50万元与池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共同成立常青青少年成长基金。这其实就是“徽商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情系桑梓。
热心公益的奉献精神是徽商的第三个特点。当遇到自然灾害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时，徽商多能慷慨解囊，回报和奉献社会。凡赈济灾荒，投资办学，设立会馆、义庄、义冢，兴建育婴堂、医院，修桥筑路，兴修水利，等等，徽商都积极参与。当国家和民族利益遭受威胁时，徽商多能赴国急难，表现出无私的爱国奉献精神。明初，不少徽商千里迢迢运粮输边，帮助政府解决军粮供应难题。明中叶，在抗倭斗争中，广大徽商或捐资筑城，募勇抗敌；或出谋划策，领导御敌；或弃商从戎，奋勇杀敌。清代，在平定大小金川等叛乱及抵御西方列强入侵战争中，广大徽商踊跃捐资捐物。
徽商精神内涵还很多，如诚信为本的商业风格、同舟共济的和谐意识、 天下为怀的开放姿态、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等等，此不赘述。徽商精神既是特点时代的产物，也是古徽州人不甘平庸而诞生的财富。由现代打工潮反观徽商精神，我们可以断言，它不仅灿烂了历史，带动了昨天，也必将影响着今天与未来。徽商精神就是安徽弥足珍贵的战略性文化资源，它的许多精髓常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意义非凡，值得推广。
(洪峻 池州市东至县文联)